八十年代的香港壓力團體 II

 1981年初有本地英語傳媒報導一則新聞,指政府秘密組織了一個叫「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並發表了一份報告書,提及十一個壓力團體,分別有勞工團體、社區發展的關注組、專上學生團體、教師組織及社區服務組織等等 。

新聞一出,立時引起社會的討論。 政府要對壓力團體的作什麼程度的監視? 政府是否將這批新興的組織與左派組織視作類同,兼要有所壓制? 壓力團體對政府的正面作用是什麼? 等等。 

政府是以輕描淡寫的態度來回應,指「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是一個由低級官員組成,目的是研究對各類社會問題有興趣之壓力團體的意見及評論云云(浸會書院,1981年)。

 在政治語言的包裝下,我們觀察到是港英政府對民間團體,基層組織的監視,原來從未減少,即使是在七十年代未政治氣氛逐漸寬鬆的前題,對象是非政治導向的組織,亦復如此。

什麼是「壓力團體」? 或者是精準些的問,什麼是「八十年代的香港壓力團體」?

吳靄儀當時的指出:

首先是壓力團體與草根階層有密切關係,他們的立場、出發點是擴張民意的影響力,以維護及促進基層的利益。 他們有異於有志參政的人士,是他們與草根階層的認同,即使他們不是來自草根,也是自願投身在這階層中生活和工作。 

其次是壓力團體所推行的目標是很鮮明實際,如反對某某加價、改善某種公眾服務或提升勞工權益等。 

草根階層支持這代表,相信他們會致力爭取那些目標。  第三是他們推行目標的方法,有透過公眾講解、簽名活動等,但策略都是具攻擊性,以衝突的手段、尖銳的詞藻及矚目的行動來逼使政府接納他們的要求 (七十年代月刊,1983年)。 

如果用現在的一個詞彙「抗爭」,就能清楚表達當時壓力團體的行動手法。 當然吳靄儀筆下的壓力團體只是代表基層的一個面向。 

學者黎廷瑤表示,壓力團體可分為三種:

(1)代表特別利益團體,這種團體只針對政府某個範圍施壓力,目的純粹是為了團體成員的利益,

(2)既得利益團體,為成員利益迫使政府改變政策,但有時候又會跳出這個「利益框框」,關注更廣泛的政策問題,

(3)沒有利益背景,純由志同道合的熱心人士組成,針對某個政策範圍或全面的政策,長期進行針鋒相對的批評...... 務求迫使政策的改善 (呂大樂,1989年)。 


對於(1),他們可以是專業團體或是商會,他們的身份或許已是管治精英的一伙。 在八十年代的政治開放下,使他們能以功能組別進入議會,收納他們的代表及其階層,有助在過渡期中起穩定的作用,再者他們的爭取手段也多不會是公開表達,反而以利益交換居多。 1985年政府在立法局第一批引入的12名間接選舉議席,就包含商界、工商界、工業界、金融會計界、法律界等,大都為此類團體開啟門路。 不過,當中也有兩席是勞工界別的。 

對於(2),他們也可以是來(1),但當中涉及的成員普遍人數眾多,如教協,或是以聯盟形式的出現,日後逐步組成政黨,例子有港同盟發展成的民主黨。 另一種常見的狀況是地區服務組織慢慢成銳變成政團,如深水涉區的民協。

對於(3),是最具理想,多數為社工組織與專上學生團體。 這也是政府最為關心,原因很簡單,就是他們不受行政吸納,即是難於預期及控制。 

這類組織很具理想主義,可以用當事人的記錄來說明: 

匯點另一個特點,是很強調要提出殊途政策。 就是說論政不單是要表達立場,鬧衰政府,最重要的是提出方案,解決問題。 在當時港英當壓力團體完全隱形的年代,這其實是相當攪笑。 那時候,政府的諮詢架構基本上不會向匯點這類新興組織開放,即使你送上洋洋數萬字的建議書,往往是連一封簡單的客套回函也沒有,更遑論有官員接見討論。 但當時匯點至少在姿態上對此相當認真,只能佩服這班人自我催眠死馬當活馬醫的傻勁(葉健民,2012年)。  

當然只是一人之論述,其是葉健民只是個黃毛大學生,而然匯點不少的領袖人物在八九十年代都各自在中英兩方的陣營中找到為政治服務的位置。 

壓力團體的角色,在七十年代主要關心民生,隨中國落實收回香港,到八十年代焦點亦漸漸轉向人權和民主議題。 社會慢慢型成一種共識: 要長遠保持保障香港的自由、人權與法治,必須發展民主制度。 而關注民生議題的壓力團體亦開始感到轉型的壓力,因為只有論及發展民主才能得到市民的關注,才能令政府更積極地回應民眾的訴求 (陳健民,2011年)。 

香港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港英引入三級議會。 引入間接及直接選舉,因而增加不少政治機會。 對應是中方的態度,中方講求的是所有政治改革都要與日後《基本法》銜接,如政治發展速度快於《基本法》在九七年的所定,會影響香港的平穩回歸,因此反對港英政治改革立場,這亦是政治機遇;同時《基本法》的草議工作、諮商組織及特區的籌備等,亦創造更多的政治工作機會。 

八十年代的香港壓力團體在新機遇、新資源、新舞台、新靠攏與新對抗對象出現後,如何堅持他們的當初理想? 

用現在的時間點看回頭,八十年代的論政團體、政治議題的關注組織、民生關注組織等壓力團體,大都踏上參政之路,尋求更大的舞台;到於非政治導向的組織,不少亦獲政府資助,繼續為議題發力。 總括而言,都是靠攏資源,與昔日七十八十年代帶有理想主義的,不可同日而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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